譬如，当满足了行政机关利用或引起了错误与撤销行政协议不损害公共利益两个条件时，也能成立撤销权。

作为关注宪法实践的学者，先生重视宪法判例研究，谈论学术问题时经常以案例作为依据，使问题的解释具有说服力。宪法制定后，在他的推动下「中国国家法」课程更名为「中国宪法」。

先生在得知我对于宪法学研究的一些困惑时，便对我说：「现实环境的不理想，与将来的宪法发展并无直接关联」，并以他个人为例，告诉我研究比较宪法对于本国宪法的意义所在。他专门主持了许老师主题发言的环节，详细介绍了许老师的学术贡献，说许老师是「中国基本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跟随先生研习宪法学的这一年，我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认识深化，特别是对文化相对主义对宪政体制多样性的影响有了较深入的思考。虽然这份问卷调查报告没有正式发表，但调查结果对我内心的冲击是比较大的，我发现轰轰烈烈的宪法宣传与实际民众心目中的宪法形象是有距离的，现实中的宪法并不像宪法文本那样完美。先生曾于1957年受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留学，在两年半的留学期间内于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受教于当时德国宪法学权威黑塞（Hesse）、斯门德（Smend）教授，对德国宪法学的研究愈发深入。

当时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是油印的讲稿，后来出版统编教材《宪法学》后才有了正式的教材。四位学术大师中，三位先生已去世，近九十岁高龄的阿部老师仍健在。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自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所以，如今使我们重新联合起来的缘由就在于我们正处于失去所有事物的状态，自由资本主义对人类共有领域的私有化必须伴随着被排斥者的暴力性行动(violent acts)，对资本主义进行暴力性的回应。而这又引出贱民与无产阶级的另一关联：如何实现一切人的自由？黑格尔做的只是力求现代国家保障每个人都占有财产这一抽象的权利，认为劳动自身包含着解放的环节。所谓建构，即是说马克思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为了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号召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自己的统治，无疑需要引入特定的概念，建构完备的政治理论，以之作为革命的先导。可以说，齐泽克对被排斥者的革命潜能寄予厚望。

黑格尔首先诉诸富有者阶级或公共财产的直接救济、提供劳动机会，但随后又被黑格尔自己否定掉了。齐泽克在《游牧的无产阶级》(Nomadic Proletarians)一文中就指出，从爆炸性增长的难民引申出游牧的无产阶级的基本思路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主要对抗(矛盾)不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是那些处于所谓文明世界中的人和那些被排除出去的、被还原为赤裸生命的人(bare life)之间的对抗。

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指出，政治解放的后果就是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人过着一种抽象的类平等生活。而在第245节之后的章节中，黑格尔自然聚焦于如何防止贱民产生。(20)所以，他们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反而更接近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结构开始，揭示了作为个体的工人在合理化生产过程中被还原为自我算计、自私自利的原子式个人。

②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贱民的产生是两方面要素的结合——贫困的客观境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内心反抗的主观情绪，这导致的后果就是人变得轻佻放浪，害怕劳动，以求乞为生。齐泽克更是直言，工人阶级作为革命性的政治主体已经失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政治主体的缺位，即工人阶级并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没有把自己建构为革命的行动者。在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的理论中，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作为国家的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尽管这一权利是抽象的。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无产阶级的来源只能是工人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甚至直接用过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这样的表述方式。作为一种理论上的重构，齐泽克的被排斥者概念在理论逻辑上是成功的。

实际上，在市民社会领域，出身、等级等实际的差别并没有消失，反而以这些差别为存在前提。在文中，齐泽克不仅肯定了这种关联的可能性，更赞扬了鲁达揭示了贱民的处境，即始终无法被整合进黑格尔式的扬弃运动中，贱民成为黑格尔法哲学体系的一个症状点(a symptomatic point)，这指明了后黑格尔时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关键所在。

齐泽克指出，第四种对抗至关重要，是零级对抗(the zero-level antagonism)。主体，尤其是革命性的政治主体问题，是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有在资产阶级完成政治解放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为了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因而将工人阶级建构为无产阶级这一概念。这也意在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阶级都能成为无产阶级，只有那些具有彻底革命的意识、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4)它是社会中的贫困者。更重要的是，非市民社会阶级这一表述表明无产阶级就是市民社会中的内在否定性，是对市民社会的本质——私有财产——的否定。

所以在齐泽克看来，被排斥者是更加彻底的新无产阶级，被剥夺了所有的实体性内容(substantial content)，即不仅被排斥在人类共有物之外，也被排斥在符号性坐标之外，这同时意味着，被排斥者正在失去一切。(一)无产阶级的哲学意蕴 如上文提及，马克思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这个概念是在《导言》中，无产阶级诞生的具体语境与当时德国落后的历史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在写于1843年3月中旬至9月底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第261节至第313节(伦理篇中的国家章)的内容，批判的逻辑显然是承袭费尔巴哈颠倒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观点，将宾词当作主词，强调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如果说黑格尔的贱民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之间明显存在逻辑上的断裂关系，那么齐泽克的被排斥者这一新无产阶级与马克思的经典无产阶级之间是何种关系？要回答被排斥者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回答究竟何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

随后，马克思又用三个否定一肯定的句式揭示出无产阶级是一种特殊的普遍性——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⑦。所有的冲突都必须转化为文化的冲突。如果没有它，其他三种对抗就会失去自身颠覆性的锋芒：生态危机将变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知识产权将成为一个复杂的法律挑战，生物遗传则将成为一个伦理问题。当作为一个建构性的政治范畴时，即将工人阶级培育为具有崇高历史使命的革命性政治主体时，它代表着人类的发展方向，充分体现了人的意识能动性，始终处于动态的生成之中。

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是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齐泽克首先批判了将无家可归的难民、非法移民等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式的无产阶级这种天真的观念。

(2)所谓革命性的政治主体，主要依据的是政治的逻辑，其范式仍然是解放政治的话语，即这一主体要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化逻辑对人类共有物的侵占，承担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革命任务。⑨简言之，这里的无产阶级就是指工人阶级，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而存在的，是依据事实经验而凝练出来的。

(12)同上书，第410-411页。被排斥者的现实来源是贫民窟居民、难民等，但只有其中具有革命意识的才能成为被排斥者。

内在自然之共有物(人的生物基因遗传序列)可能为资本逻辑所直接支配。(19)科恩的论证思路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作为革命性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它失去了现实的来源。马克思精准地将这种现象称为时代错乱，甚至公开地呐喊出向德国制度开火⑥。其次，被排斥者的现实来源是贫民窟居民、难民、移民等。

这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根本不会关注黑格尔的贱民问题，无产阶级的生成语境与贱民并没有直接关系。(3)现代意味着无产阶级只有在机器大工业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而机器大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义表达，它使雇佣劳动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时，它不仅揭示出自身的生存状况，更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结构。但工人阶级已经深陷资本的幻象之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消退。

(2)无产阶级必须出卖劳动力，这样才能获得生活资料，即是说无产阶级并非一无所有，还拥有自己的劳动力，而在市场上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前提是必须先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齐泽克认为，前三种对抗都指向了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言的共有领域，亦即我们作为人所共有的本性。